四個月前,三亞來的陸作家約老鄧和我聚聚,老鄧那天的形象嚇我一跳,只能用形銷骨立來形容——不但人瘦,還病歪歪的,一身皮囊皺巴巴。我問老鄧,怎么搞的?他說:“生了一場大病,要死了。”在飯桌上得知老鄧不做單位的文學編輯——原來已過七十的老鄧正式退休,但他說,“我在做一本雜志的文學版,有稿子就給我哦。”說著還有備而來地從包里拿出樣刊。老鄧摯愛文學,我是知道的。
永不言退,是老鄧一直掛在嘴上的勵志。老鄧在一篇小說里說,生活有兩種類型,一類生存型,一類發(fā)展型。寫小說是發(fā)展型,而老鄧的生活謂之生存型。有次說到這個命題,我說,老鄧,你要求兩個兒子適應競爭的社會,努力做發(fā)展型,而你自己呢?混合型吧!
老鄧有三個兒子,是他結了三次婚的結果。大兒子有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還有暴力傾向,拿低保獨自租屋生活。愛寫詩——他寫詩,你不能要求,叫他寫他會打人,他不知國家政府,只知風雨大海及男女——老鄧說,我這個大兒子,詩寫得好啊,中國沒幾人能寫出他那樣的詩——他每月能夠發(fā)表三四首呢,雖然不是詩刊之類的專業(yè)報刊。老鄧曾在一篇小說里幻想大兒子寫詩,吸引了一位日本姑娘,從此卸下了大兒子這個包袱。
沉重的經(jīng)濟負擔壓得老鄧喘不過氣。二兒子大學畢業(yè)找不到合適工作,獨自一人在異鄉(xiāng)漂泊。二兒子在電話里訴說苦惱,并問老鄧要生活費,說,不包括住宿費,平均每月需要一千元救助。錢這個東西最令老鄧心亂如麻。老鄧把二兒子寫進小說——永遠不要回家,回家就斷絕父子關系——你就不能找個洗碗工干干嘛——要錢沒有,要命一條。“你去跳長江吧!死你一人救全家!”一天寂寞,跑來向我排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二兒子來電話。兩個兒子讓老鄧每每度日如年。
這是2005年我知道的老鄧。那時,他常嘮叨,“再過一年半,就要退休,家里怎么辦?”他在群藝館工作,副研究員職稱,文章上過《人民文學》,作品多次獲獎,大小獎項不下二十四個。他計算說。戲劇曾獲得國家文化獎。當年就是因為在湖北老家寫出長篇小說一舉成名,胡子拉碴的油漆工于是得到提干——寫小說是我的生命,一日不寫一日難受。老鄧這樣說自己的工作。那年老鄧最小的兒子才二歲,是他最后的希望。他不讓第三任老婆工作——她能做什么呢——在家?guī)Ш⒆影桑∮写挝覇柪相嚕@樣輕描淡寫。若年輕的老婆回娘家一周,留給老鄧每天八元生活費。
那時老鄧月工資二千多點。他說他的家庭賬:每月要存一千元,為小兒子將來上小學留出擇校費。他想讓小兒子將來上當?shù)孛#珦裥YM要交兩萬元。說這筆存線是備戰(zhàn)備荒。另外,房子的按揭費每月六百元不能不交。每月一千六百元雷打不動。這樣一算,還有多少余錢——老鄧一家每月伙食費七八百要交老婆,老婆的零用錢一定要有,小兒子的水果費一百元不能少,自己還有病要看……一張薄餅有五張大嘴吃喝。貧困人家,勇往直前,永不言退是唯一出路。老鄧的生存型,怎么看都是掙扎型,遑論發(fā)展型。但寫小說掙稿費補貼家用,老鄧一直信心十足——今年即拿到四五千元稿費呢。他說。不過,他認為,現(xiàn)在沒有人際關系,稿子沒人用——如今的報刊編輯,不是用權力稿,就是交換稿,像我這樣自由投稿,編輯多會扔進紙字簍——拮據(jù)的老鄧,對當今文壇一臉不滿意。
小說寫好后,老鄧打印多份,一稿幾投。中了就有稿費來,沒中,或發(fā)了沒給稿費,便是一錘子買賣。老鄧不論大刊小報,一視同仁,給錢就行。追求名刊名報,是給人事局看的——我已經(jīng)不需要了。他說。不過,正是這種執(zhí)著,對小說的熱愛,沒有使貧困的老鄧頹廢于生活,反而更加勵志,有生活目標。老鄧勇于想象。他的鄰居會經(jīng)常看到這樣一個場景,胡子拉碴的老鄧,早餐沒吃就橫穿馬路上街,去打印店看打印稿子……
到了十年后,老鄧的工資漲到六千多,生活的擔子才輕松一下。不過,有次老鄧跟我說,我存了三十萬,要給二兒子買房娶媳婦。這一筆錢,我估計他會逢人便說的。他很寂寞吧。
老鄧的外公在解放前被鎮(zhèn)壓,父親是國民黨的兵后到了臺灣。父輩的經(jīng)歷是老鄧難以忘懷的。這在他的小說里多次有反映。看他的小說,似乎閱讀他的身世。他的小說常常不被接受。他有一肚皮的牢騷——生活在小說里,成了他的囹圄。——在年近七旬的老鄧心里,文學是可以當飯吃的。
幾天前,三亞的陸作家突然電話我,說聯(lián)系不上老鄧,要我去他家看看。于是我也有了不祥預感。因為他的形銷骨立的樣子太讓我驚詫。第二天中午去找老鄧,敲門不應,推窗見到家什依舊,但有種空蕩蕩的感覺,看不到人的氣息。仿佛有了許久沒人住。我然后找到他的鄰居詢問,“老鄧死了,就十天半個月前。”他急切地說后就快步走開,把我傻丟在那里,悲切油然而生。
在電話給三亞的陸作家時,我心里在想,老鄧走了,他一家子怎么過下去呢?
責任編輯:程紅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