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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廉，仄也。按，堂之側邊曰廉，故從廣。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戶五尺，士三尺。堂邊皆如其高。”因堂之側邊有棱角，呈方正之態且含鋒銳，引申為對人正直不諂媚品行的夸贊，頌其有節操不茍取，始有廉潔之意。廉潔，小到為民拾金不昧，大到為官取財有道，皆君子之行，其行昭昭，其情泠泠，見利而不忘義，位顯而不謀私。在其位而謀其職，操其柄而知謹身，承民望而奉國法，是歷朝歷代統治者整飭吏治、選樹模范、激濁揚清，面向官員及百姓極為推崇、期冀弘揚的高潔品質。

中國古代是典型的農業社會，農業社會需極度仰賴天時與節氣，在適當的節點完成“春種、夏鋤、秋收、冬藏”的規定任務。農民看天吃飯，土地是一家老小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而農民準確掌握了寒暑、干濕之變就能獲得穩定的收入來源，除了上交一部分糧食給朝廷府庫（一般十稅一或十五稅一），其余都可作為全年的口糧或來年的良種。封建社會，農民承擔著納稅、徭役、兵源、官吏來源等各種政府賦予的社會責任，農民的農業生產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將農民安穩地固定在土地上，讓他們心無旁騖地從事農業生產是統治者維持統治秩序、確保封建經濟平穩發展的關鍵，農業社會決定了必須構建起以土地為中心的社會秩序，而人口頻繁流動、市輸市易、投機倒把等商賈行為會破壞這一秩序，蠶食統治基礎，不利于財富的增值。因為商人始終干的是搬運財貨而非生產財富，因此歷朝歷代都嚴格踐行“重農抑商”“勸課農桑”的基本經濟政策，統治者還要率先垂范，為臣民樹立榜樣。《禮記·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齋盛。”《谷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共粢盛。”西漢桓寬《鹽鐵論·授時》：“故春親耕以勸農。”明清統治者還會在每年正月仲春亥日，到先農壇行祭農耕耤之禮，其“親耕”的地塊面積恰好是“一畝三分地”。皇后要行親蠶禮，率領眾嬪妃祭拜蠶神嫘祖、采桑喂蠶，以鼓勵人民勤于紡織。為了維持農業社會的靜態秩序，國家就需要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來實現自上而下的垂直扁平化管理。與此同時，因管理需賦予官吏不同層級的公共權力，權力的正確使用與否則誕生了反腐的迫切現實需求。

中國古代廉政思想肇基甚早。早在夏代就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尚書·堯典》）的說法，春秋時管仲認為“清潔于貨”（《韓非子·外儲說》）是設官置吏的重要政治條件，宣揚“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牧民》），把廉擺在影響國家存亡的核心價值地位上。戰國韓非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韓非子·外儲說》），認為官吏清廉是管仲治齊與商鞅強秦取得成功的不二條件。周代以來，廉潔被視為傳統士人最為重要的道德品格和職業操守，秦代法律規定：“凡為吏之道必清潔正直。”漢代察舉制中，“舉孝廉”是選拔官吏的重要標準，隋唐科舉制中還設有“孝悌廉讓科”。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吸取隋亡教訓，將懲治貪墨作為治國方略的重中之重，時常告誡文武群臣“為主貪，必亡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貞觀政要·貪鄙》）朱元璋以重典懲治貪腐，對付貪官甚有“剝皮揎草”之刑，全國縣衙均有“皮場廟”以警惕繼任官員一心為公，切勿害民。認為“吏治之弊，莫過于貪墨”“不禁貪墨，則民無以遂其生”。清高宗乾隆亦曰“劣員多留一日，則民多受一天之殘，國多受一日之蠹”。封建時代，官員貪腐直接關系江山社稷的穩固，一旦貪腐不受節制，則必然帶來國家財政被中飽私囊，增加了執法成本，與民爭利盤剝民脂民膏，加劇土地兼并，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失去了生產資料，被迫從土地中脫離的民眾就會淪為奴仆或盜賊，社會治安大壞接踵而至，當貪腐加之民眾的壓迫超過其承載能力之時，人民就會揭竿而起，國家政權就會在農民起義的風雨飄搖之中逐步走向瓦解與崩潰。因此歷朝歷代封建統治者無不關心吏治，親自過問或引導官員整體素質的建設，通過監察、定期考核、鼓勵檢舉彈劾等各種形式，維持官員隊伍的忠誠與純潔，廉潔自然是他們最為看重的品質。

除去封建統治者大力倡導下轄官員嚴禁貪墨，害民取利，百姓也對敢于反抗強權、為民做主、兩袖清風的官員極為推崇并翹首企盼。中國素有“黃河清，圣人出”的俗諺，極為形象地反映了老百姓對明君與清官出世，滌蕩俗世塵垢，帶來天下太平的由衷渴求。盼望明君與清官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懸，撥亂反正，再造盛世。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青天大老爺，深受百姓愛戴。一為北宋包拯包青天，一為明朝海瑞海青天，清廉剛正、素有政聲、德潤閭里。包拯甚至被民間神話，身前為民做主，身后同樣也肩負起主宰正義的神圣職責。

包拯（999年5月28日－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東）人，北宋名臣，以清廉公正聞名于世。早年即以純孝聞名鄉里，見者無不交口稱贊。于天圣五年（1027）29歲始登進士。歷任天長縣令、三司戶部判官，以及京東、陜西、河北路轉運使、開封府尹、三司使、樞密副使等職。曾任天章閣待制，人稱“包待制”，后為龍圖閣直學士，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其主要活躍于宋仁宗在位期間，忠心體國，憂國憂民，十分關注北宋邊軍、朝廷武備，反對宋真宗澶淵之盟訂立的每年向遼國繳納白銀10萬兩、絹20萬匹的歲幣，宋遼以白溝河為界，互不侵犯的國策。認為遼國欲壑難填，難以信賴，實非長久之策，而應厲兵秣馬、整頓軍備、挑選精兵良將鎮守四疆。其敢于直言勸諫，所言皆為國家癥結，所憂皆為民間愁苦，從不以個人榮辱得失上達天聽。甚至為了彈劾罷免外戚既無才又貪婪的庸官張堯佐，不惜得罪張貴妃，唾吐君王，害仁宗下不來臺。幸而仁宗賢明，既往不咎，虛心納諫，張堯佐終被解職，未因帝王好惡使一國家蠹蟲忝居高位。

包拯清官風骨，于斯最為昭著。慶歷元年（1041），包拯調任端州知府（今廣東肇慶），此地盛產質量上乘、做工精美的端硯。當時已譽滿天下，更是上供開封的貢品。前代知府往往趁著進貢大都斂取貢數幾十倍的硯臺，來打點當朝權貴，以謀求仕途平順。包拯到任后一改此風，規定每年上貢多少方硯臺，就做相應數額的硯臺，多一方都不要做。其在端州任知府三年，“歲滿不持一硯歸”。因革除靡費，歷年來為制硯不堪其苦的當地百姓感激這位青天大人，還專門興建包公祠用來紀念他的仁政。傳聞包拯任滿回開封之際，當地老百姓扶老攜幼，拖家帶口前來相送。出發時，當船行至江心突遇狂風大作、電閃雷鳴，下起瓢潑大雨，小船受阻進退失據。當時的觀念認為是河伯生氣故而設障，是在責罰船上之人欺瞞神明，以遂不軌。但包拯一向兩袖清風、問心無愧，經查訪，原來是包拯的書童推辭百姓殷勤不過，盛情難卻，私下收下了端州百姓用紅布包裹的一方硯臺。包拯嚴詞指責了書童，并怒將名硯沉入江中，河伯在收到硯臺后果霎時停止阻擾，立馬云收雨住，風平浪靜，順利地放包拯一行離去。包拯“怒沉端硯”雖是民間故事，但“歲滿不持一硯歸”確是白紙黑字，清清白白于史有載。當時的權貴、大臣、學士都以家中有幾方端硯為榮，而包拯卻近水樓臺分毫不取，如何不令人感懷。面對歷任地方官壓榨百姓，通好權貴，卻敢于打破“規矩”，鐵面無私，如何不令人肅然起敬。包拯可謂知取舍矣！取的是法律的威嚴，家國的福祉，舍的是個人的私欲，不當的浮華。大國清官是國之脊梁，是公平與正義的理想化身，是幸福與希望的人間曙光。正是有了他們，文景之治才如此富庶，貞觀之治才四海咸平，開元盛世才如此令后人神往……他們改造社會、他們塑造歷史、他們弘揚文明，為中華民族守住了真善美的底色，為民族崛起撐起了幾代人的信念。

清官無論哪個時代，都是國之瑰寶，都是展示時代風貌最好的風向標。古已有之，于今仍當蹈踵躡跡，不慚前賢。年輕干部身處如今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都已十分富足的大好時代，是包拯海瑞們無法想象的黃金年代，需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樹立遠大志向，培育正確三觀及政績觀，知取舍、明戒懼、守底線，坐得了慎獨的冷板凳，經得住物欲的萬花筒，聽得清民聲的入耳風，更應有自信追平甚至趕超這些中國古代知名的清官典范，在更好的時代力爭做出更大的作為。

值班編輯：程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