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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徽州這片崇文尚禮、底蘊深厚的土地上，維系鄰里和睦、家族親情的，除了血脈相連的親情紐帶，更有那浸潤著智慧與誠意的“契約”。這些契約，是先民們在生活摩擦的煙火氣中，尋求和解共生的明證。此期《解“牘”徽州》的三份文書，穿越百年時光，無聲卻有力地訴說著徽州人化解紛爭的古老智慧：情理交融，界限分明。
第一封文書：家書喚親情——黃山市檔案館館藏清代《太來為息爭端給大有嫂的書信》
大意：尊敬的大有嫂，您親眼所見，且知曉明白事情的緣由。后來的小輩們不明就里，爭論起來就不像是一家人了。所以，現在因為這件事，我特意寫這封信告知您，就不再一一贅述了。
從這封書信中，我們雖無法確切知曉小輩們是為田產、屋基還是口角齟齬，竟忘卻了同根同源的祖先恩情。太來叔父沒有坐視親情撕裂，果斷介入。這封“特字通知”的家書，便是他調解努力的見證。信中未言明具體爭執，卻字字懇切，飽含深情。一紙家書，以家族血脈的強大凝聚力為紐帶，如春風化雨，悄然彌合著親情間裂痕。
第二封文書：界字定乾坤——黟縣檔案館館藏清嘉慶七年《悅文、聘三等為國珍、定泉調解建房糾紛的契約》
大意：因為國珍、定泉叔侄兩人先后購得天玉的房屋各一所，兩家均持有契約為業。到了壬戌年，國珍支下對房屋進行修繕建造，由此引發雙方紛爭。家族長輩出面調解，將原有的地基邊界老腳作為兩家間隔，規定各自在自己土地范圍內起建房屋，上至屋檐滴水處。兩家之間的土地，雙方都不得做巷道出入。自今日當著眾人立下此約后，兩家均不得再節外生枝。唯恐空口無憑，特立此契約，雙方各執一份作為憑證。
國珍、定泉叔侄先前購置的房屋，到了嘉慶七年（1802年），因后代的建房糾紛，讓族中長輩憂心忡忡。叔侄倆毗鄰而居，本是親緣，卻因后代修造房屋，邊界模糊不清，導致“混爭”四起，爭執不休。
族庭長輩豈能坐視不管？他們“向前理勸”，主動調解。其智慧在于精準地抓住了糾紛的核心——空間界限的模糊。調解方案公平且清晰：“兩家須退讓至原有老腳（老地基界限），于其間留出空間（為間）作為間隔，各自謹守本界建房，上以屋檐滴水（出水）為限。二家各守其界，所留間隔地帶（其間土），二家永不得占用、更不得開門或做巷通行。”
“老腳”是不可撼動的歷史痕跡與公認舊界；“為間”是必須預留的公共緩沖空間；“出水”是清晰可見的物理極限。這份憑字如同一塊無形的界碑，將權利空間嚴格劃分，不留模糊地帶。更巧妙的是對“其間土”的禁令，徹底杜絕了未來因通道、采光、排水等問題再生事端的可能。自“憑字”立下，雙方“不（得）異生枝節”。調解者深知，明晰的物理界限是鄰里長久和平的基石。這份契約，以剛性規則厘清模糊，為和諧錨定不可逾越的基石。
第三封文書：契字斷舊賬——黃山市檔案館館藏清咸豐四年《洪含輝等為臧、王兩姓因誤聽旁言生隙事勸約》
大意：立勸約人洪含輝等人，因為藏、王兩姓人家為隔壁鄰居，彼此交往情誼深厚，已有幾十年之久，關系好得如同管仲和鮑叔牙一樣。近來雙方誤聽了旁人的閑言碎語，導致產生了不滿情緒。我們作為親友，不忍心坐視不管，于是從中調解勸和，希望雙方都能信服。王正敷兄弟連同他們已故的父親，與藏位三叔侄，在咸豐四年以前的所有往來賬目、借據等文書憑證，在中人見證下查驗結清。以后即使再找出這些舊賬據，也不再具有效力。只希望雙方能恢復往日的友好關系。唯恐空口無憑，特此立勸約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保存。
咸豐四年（1854年）秋，藏、王兩姓“勝如管鮑”的深厚情誼，竟因“誤聽旁言”而蒙上陰影，數十年交情眼看毀于一旦。親友洪含輝等“不忍坐視”，挺身而出進行調解。
調解的關鍵，在于敏銳地洞察到癥結——歷史的積怨或經濟糾葛。洪含輝等調解者的高明之處，在于快刀斬亂麻：“憑中笑（校）明兩訖，嗣后檢出不在（再）行用”，在中間人（憑中）的監督下，雙方將咸豐四年以前的所有經濟賬目、借貸憑據（往來賬籍字據）徹底核對清楚、當面確認所有債務關系結清（兩訖），宣告自此一筆勾銷。調解者深諳，糾纏不清的舊賬，是破壞信任的毒藥；徹底的了斷，才是面向未來的良方。
三紙文書，共同閃耀著徽州先民解決民間糾紛的智慧光芒。家族長輩、鄉賢親友、鄰里中間人，構成了一個充滿韌性的調解網絡。他們深諳人心，熟稔鄉情，既重情講理，更崇法明約；既立足當下平息紛爭，更著眼長遠杜絕后患。這種基于熟人社會信任和共同認可的契約精神，正是徽州“善治”傳統的重要基石，體現了徽州社會強大的自我修復機制與基層治理智慧。
當我們在現代社會中探討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構建和諧社會時，回望這些徽州古契，其蘊含的“情、理、法”并重的理念，流淌著歷久彌新的智慧，給予我們深刻的啟迪與不竭的力量。這一紙紙契約所承載的“息爭”之道，息的是當下紛爭，興的是長久和睦，綿延不絕的，正是那植根鄉土、生生不息的文明薪火。
責任編輯：程子洋值班編輯：王翠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