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襄公十五年》中，記載了一則關于“取舍”的故事，說的是春秋時期一個宋國人，在山上開鑿石料時，偶然挖到了一塊寶玉。他擔心寶玉被人搶去，又擔心自己不識貨，不敢隨意出售，所以把它作為人情獻給京城大官子罕。

對于這塊價值連城的寶玉，子罕絲毫不為所動，他說：“我以不貪為寶，你以玉石為寶，如果你把寶玉給了我，我們倆都喪失了珍寶。不如我們各自保存自己的珍寶。”

不僅如此，在了解到對方的難處之后，子罕還貼心地請玉匠將寶玉雕琢加工再出售，并將售賣所得全部交給原主。

對于子罕而言，這做的就是一次取舍。取的是為官當政者應有的清正廉潔；舍的是世俗意義上的珍寶。

所謂取舍，其實就像用個人價值觀的天平進行隱形稱重，每個人都在取自己更看重的，舍棄沒那么重要的。

晚清著名清官王茂蔭的家訓中就有“取舍之間知廉恥，心凈才能更盡心”之言。

過于追逐財利，必然無法全心投入為人民服務的大事業。舍棄財利、堅守廉潔是成為一名優秀公職人員的第一步。從取舍起，向長遠行，將廉潔刻在骨子里，方能營造干事創業的良好氛圍。

取廉舍財傳承清廉作風

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里，從來不乏將廉潔視作珍寶，身體力行的官員。

大詩人白居易曾為新婚妻子寫過一首詩《贈內》，其中提到“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貞苦士，與君新結婚。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白居易希望妻子與自己一起，過著清貧高潔的日子，將清白家風、高尚人品作為家產留給子孫，這是他眼中比物質形式的家產更為貴重的遺產。

他也的確這樣做出了取舍。在擔任陜西周至縣令期間，曾有兩個鄉紳財主為了爭奪土地，爭相以塞滿金銀的鯉魚和空瓤西瓜賄賂白居易，而他選擇直接將賄賂之物當堂示眾，并按照唐朝律法將行賄者各打四十大板。給后人留下了“取廉舍財”的清廉為官精神。

在近代中國，革命先輩們取清廉、舍享受的案例更是不勝枚舉。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當年行軍途中，毛主席用的毯子破舊不堪，堪比麻袋，但他不肯換新的，襪子破了也是補了再補。

作為當時紅軍的領導核心，如果他愿意，其實不必過得如此清苦，可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毛主席選擇和每一個普通人一樣，過著簡樸清貧的生活。也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尊敬與擁戴，團結了更多力量共創新中國的偉大事業。

取財舍廉終將付出代價

當然，有人“取廉舍財”，就會有人“取財舍廉”。歷史給我們留下的不只是榜樣的力量，更有深刻的教訓。

中國歷史上最知名的貪官和珅，并不是生來的貪官，而是當時的環境造就。

三十歲的和珅，曾經作為反貪欽差大臣認真負責地查明乾隆寵臣李侍堯的貪腐大案。然而，在清朝的八議制度下，李侍堯不僅沒有被判刑，之后還因為立功繼續享受高官厚祿。

這件事對和珅的價值觀產生了很大沖擊。年輕的他發現，原來貪腐不僅容易而且沒有風險，最終他成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巨貪。

和珅的墮落，固然源于對廉潔二字的忽視、對財利的執著癡迷，當然也離不開乾隆皇帝和當時環境、制度的縱容。就連乾隆本人都通過和珅創立的議罪銀制度撈錢，讓犯罪的官員繳納白銀免除刑罰。

從此，貪官為了免罪，貪更多的錢來上繳罰款，如此惡性循環，貪腐風氣彌漫全國。乾隆發出感嘆“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實在讓人啼笑皆非。

和珅做出的取舍，看似讓他得到數不盡的榮華富貴，但最終卻導致他失去了最重要的東西——生命和聲譽。

在乾隆駕崩十二天之后，嘉慶皇帝便宣布和珅二十條大罪，下旨抄家，廷議凌遲。即便有固倫和孝公主等人求情，和珅仍然走到了白綾自縊的結局。

由取舍起，向長遠行。取舍從來不是一次性的行為，懷著僥幸心理貪圖眼前一時利益，終有一天會滑向貪腐深淵，付出沉重的代價。

獎懲并行涵養廉潔文化

以史為鑒，以人為鏡。廉潔文化的養成，并不能只依靠公職人員個人的自律與覺悟，更應該通過教育宣傳、制度監管加以培育規范，將廉潔二字刻在每個公職人員的骨子里。

簡而言之，要加大對“取廉舍財”的弘揚褒獎和“取財舍廉”的警示懲罰，才能有效推進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黨敢于刀刃向內、敢于刮骨療毒、敢于壯士斷腕，反腐敗斗爭力度前所未有、成效有目共睹。

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要弘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開展有針對性的黨性教育、警示教育，用廉潔文化滋養身心，建立符合新時代新階段要求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注重對年輕干部的教育引導。要建立腐敗預警懲治聯動機制，加強對腐敗手段隱形變異、翻新升級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提高及時發現、有效處理腐敗問題的能力。

可以說，廉潔文化的養成考驗的是個人的自律與堅守，制度的先進與完善，技術的創新與高效。考驗的是決心，也是能力。

為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我們要把黨紀學習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經常，從嚴從實推進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學習教育，以更高的標準、更嚴的要求正確對待取舍，始終如一規范自身言行，方能在人生的長河中行穩致遠。

值班編輯：程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