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暮氣沉沉的天幕下,徽州人邵作舟(1851—1898)如一道劃破暗夜的奇異流星,超前倡言變法之本、洞悉鐵路自主之要,更以驚世文章挑戰文壇權威、構建哲學體系。他與程秉釗、胡鐵花一起獲譽“晚清績溪三奇士”。
邵作舟“奇”在何處?我們一起來了解。
奇人:亂世磨礪的非凡之才
邵作舟8歲隨父邵輔遠赴陜西任所讀書,少年早慧,博覽群書。然命運多舛,14歲時,其父因戰火殉職于陜西,他扶柩歸鄉,親歷家國劇變。
然而績溪閉塞的學風令他深感窒息,他看到“邑中諸儒皓首讀經”之風,甚為不滿意,認為在這窮鄉僻壤根本學不到真才實學,遂于1868年獨赴杭州求學,結交趙之謙、程秉釗等名士,并以“識時務、知地理”在同輩中脫穎而出。
1882年,邵作舟游歷天津。當時,安徽東至人周馥正在津海關道兼天津兵備道任上。1883年,邵作舟進入周府成為幕僚,協助處理商務與涉外事務。其間,邵作舟還兼教周馥兒子周學熙的學業。不久后,邵作舟進入天津海防支應局,協助李興銳負責地方籌款工作。
邵作舟而立之年便以通曉洋務、貫通中西聞名。這位幼年失怙的徽州人,在晚清動蕩中淬煉出超乎常人的眼界與膽識,為“奇士”之名埋下伏筆。
奇謀:洞見時局的革新之思
邵氏父子兩代皆具先知先覺之智。王茂蔭在推薦邵輔時,就曾說他具備“事未及而先慮及”的遠見卓識。
邵作舟繼承父輩謀略基因,在中法戰爭慘敗后,痛斥洋務派“購炮強兵”的短視行為,于《邵氏危言》中首倡“政治改革為本”,直言“重本輕末”顛倒之弊。
1887年,邵作舟代表作《危言》二十八篇寫成,早于湯震的《危言》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是“晚清三《危言》”的第一本。遺憾著成后只在同僚、朋友間“傳抄”,直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邵作舟去世后才得以刊布。因與另外兩部《危言》“標名偶同”,最終定名《邵氏危言》。
按“邵作舟年譜簡編”中的推算,邵作舟1884年開始著《邵氏危言》。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清政府此前多年所執行的新式陸海軍計劃受到了第一次正式的外部考驗。1885年,清廷旋即在中法戰爭中失敗。
邵作舟在《邵氏危言》中,特別提到了他對中法戰爭失敗的一些看法。在該書“總論上”中,邵作舟提到當時官場盛行的富國之策、強兵之法等所謂“奇策”:開源論者說,“某利可擴,某稅可增……某地礦可鑿,煤鐵出于山者,多而不可勝窮”;節流論者則說,“兵當裁者幾何;俸所當減者幾何……”;對于向西方學習,“奇策論者”更是想得簡單,認為“習德國之制而兵可強,購毛瑟之槍、克虜伯之炮而器可利矣。”然而中法一戰,“馬尾破,船廠焚,一敗于越南,再困于臺灣……”,“奇策論者”在現實面前被狠狠地打了一記耳光。
邵作舟認為這些做法都是舍本逐末,“重本輕末頗與臣異”,他則極力主張,圖強當以政治改革為本。
他更提出“中西制度各具其勢”的辯證觀點,主張立足國情吸納西學,較之康梁變法早十余年,堪稱維新思潮的先聲。其謀略之奇,在于超越器物層面,直指制度變革的核心。
奇策:敢為人先的破局之策
邵作舟之“奇”,更見于具體實務中的創新膽識。
胡燏棻,清末大臣。安徽泗州(今泗縣)人,祖籍浙江蕭山,同治年進士,曾任津蘆鐵路督辦。
據“邵作舟年譜簡編”記載,1890年,邵作舟曾力勸胡燏棻“不用洋工程師,專任詹天佑辦理工程,至路成而其名大著,中國有鐵路人蓋自此始”。
其實邵作舟對中國鐵路建設一直有著自己的獨立思考。在向胡燏棻推薦詹天佑之前,他就已寫成《中國鐵路私議》一篇。邵作舟這篇“中國鐵路之我見”1889年由程秉釗推薦給大臣李文田,可見其至遲于1889年就已寫成。
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之《馬建忠邵作舟陳虬卷》中收錄了邵作舟的《變法自強疏》。該疏于1895年上奏,陳奏人就是當時已任廣西按察使的胡燏棻。據《翁同龢日記》,《變法自強疏》實際上“系邵班卿作舟及王翰林修植代作”。
皇帝把大臣呈上來的奏折留在宮中,既不批示,也不交給相關部門議處,這叫留中不發。邵作舟的《變法自強疏》條陳,據軍機處《隨手檔》記載,是當天“留中”首折,康有為《為安危大計乞及時變法而圖自強呈》為“留中”第二折。
在《變法自強疏》中,邵作舟設計的鐵路四策——民間募股解財力之困、勘選坦途省營建之費、廣開支路成交通網絡、采用最新技術防落后——條條切中時弊,為后來京張鐵路的自主建設埋下伏筆。
在臺海防務上,邵作舟1892年致信績溪老鄉胡鐵花,對其提出建立臺灣水師的想法,表達了自己謹慎的態度。邵作舟主張“閩臺聯防”,強調控制紅頭、火燒兩島的戰略價值,以防倭人再施“吞并琉球之舉”。其軍事眼光之奇,至今仍具啟示意義。
奇文:《論文八則》的破格鋒芒
1887年深冬,天津周馥幕府。邵作舟將一卷手稿鄭重交予北上求學的親外甥胡紹篯,紙上墨跡猶新,題曰《論文八則》。此冊如暗室孤燈,鋒芒刺破桐城派“義法說”籠罩的晚清文壇。
當桐城派奉方苞“言有物、言有序”為圭臬時,邵作舟《論文八則》卻直斥其弊:“旁見錯出,語鮮專門!”他遍考文學史,指出“義法”非桐城派獨創,宋明諸賢早有論列。更以驚世之論拆解權威——他揮毫立起“學識說”七根巨柱:格物窮理、博學富聞、浸淫古籍、沉潛養氣、講求體要、精研法度、錘煉用筆。尤其以“格物致知”為首要,直指桐城派空談義理之虛,強調深究事理方得文章真髓,理論鋒芒如古劍出匣,寒光凜凜。
他痛斥駢文“濃艷不類”,貶小說“鄙瑣”,評詞曲“纖佻”,雖帶著舊文人的固執烙印,但其“學識說”卻如一道閃電:當桐城派以“神理氣味”令人目眩時,他的“七本”指南如清溪見底;當姚鼐“義理考據辭章”高懸云端,他“體要、法度、用筆”三訣直指寫作命門。更可貴者,他主張“暢吾衷曲之所欲言”,與后來黃遵憲、康有為等“我手寫吾口”的呼聲遙相共振,在桐城派的壁壘上鑿開了維新文論的第一道裂縫。
邵作舟的《論文八則》如一顆被時代遺忘的星辰——當桐城派占據文壇北斗之位時,這個偏居幕府的徽州人,以一人之力重構了為文之道。其說穿越百年塵封,至今讀來,字里行間仍激蕩著破繭而出的孤勇,與對文章之道的至誠追尋。
邵作舟的探索是一部思想漂流記。少年時他亦步亦趨追摹桐城派推崇的唐宋諸大家;十八九歲游學杭州,在龔自珍奇崛文風中沉醉;繼而迷上宋明綺體小品,再溯至六朝駢儷華章。最終他溯至源頭,在先秦諸子與西漢雄文中豁然開朗:“爽然恍然,知其皆非三代文章之正也!”這五次蝶變如五重天門,每破一關皆是對主流文風的叛逆。當世人或泥古或媚新,他獨以生命丈量三千年文脈,終在源頭開鑿出清泉。
這部奇書命運亦如傳奇。1887年定稿后,僅以手抄本形式在徽州學人間秘傳。1924年程宗魯偶得殘卷,寫了跋尾,并有了石印本流傳。直至1989年,《徽州師專學報》一篇論文才打破百年沉寂,讓其得以走進現代人的視野。
說到奇文,邵作舟1890年寫成的《公理凡》不得不提。這部被譽為晚清思想史上之空谷幽蘭的哲學奇書,一是寫得早,比康有為的《實理公法全書》和譚嗣同的《仁學》都早,邵作舟可以說是晚清中國構建整體性哲學的第一人;二是立意高,在西方學問大量涌入中國的時代,《公理凡》是第一部嘗試構建有中國味、中國風、成體系的哲學著作。
1933年,績溪人胡晉接在編寫《皖志·藝文》時,遍尋安徽先賢留下的書稿,他發現了《公理凡》原稿,為此“不勝狂喜”。隨即整理編輯并作序,盼著能早點印刷出來讓大家都看到。遺憾的是,胡晉接次年就去世了,這部書的出版再次被耽擱,直至2015年終獲付梓。
邵作舟,這位終生未居高位的徽州書生,以超前謀略、務實良策、驚世文章在晚清暮色中點亮革新星火。邵作舟的思想跨越時空,為近代轉型留下獨特注腳。
奇士之譽,實至名歸。
值班編輯:胡曉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