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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從師范學校畢業，被分配到偏遠的鄉村小學教書。一座破祠堂、兩間舊倉庫，就是我們的教室。一間教室坐兩三個年級的七八名學生，三四名老師承擔起全村從幼兒班到五年級二三十名學生的所有教學任務。祠堂里堆著棺材、倉庫前是系牛坦的現實，與窗明幾凈的校園反差太大，但我仍以陶行知先生為榜樣，滿懷信心地開啟“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工作。
當時老師都是吃的“供飯”，也就是幾位老師一起到有孩子上學的家庭吃飯，一個孩子上學，就“供”一天飯，兩個孩子上學，就“供”兩天飯。一個學期要吃五六個輪回，家家戶戶都很熱情：或是提前浸泡幾升黃豆用石磨磨豆做豆腐，或是從谷倉里拿出腌火腿切下一刀蒸火腿片；或是去田埂上挑些馬蘭頭，或者去屋后的山上掐野蕨，讓老師嘗嘗鮮。
早上，我們走進門，家長泡上自家采制的新茶，端上一碗滾熱的茶葉蛋，熱情地給我們剝雞蛋；主婦給我們每人端來一大碗面條，又端上一大碗剛出鍋的辣椒炒豆腐干之類的“澆頭”。“請客人吃澆頭面”，是徽州待客的最高禮遇！
午飯和晚飯，主婦都會燒幾個葷素搭配的菜。我們邊吃邊聊，聊科技種田和家庭收入，聊國家政策和農村發展，也聊家長里短和鄉村趣事。其間家長總會叮囑我們：“小鬼野、不聽話，拜托老師多費心！”每一次上門吃飯，對我們來說，都是一次很好的集體家訪機會。
老師來家里吃飯，學習好的學生便會圍在桌邊。老師會借機在父母親面前給予表揚，鼓勵他們向鄰居家上大學的哥哥或是在大城市工作的姐姐學習；而學習差的學生，便會躲得遠遠的，待老師出門，馬上溜進家舀一碗飯、挾幾塊肉堆在碗里邊吃邊跑。
吃好晚飯，當我準備把湊好的每人每天三角錢的搭伙費偷偷壓到茶杯下面時，家長都會熱情地攔住：“老師吃飯難得的，吃點便飯還用付錢嗎！”
村民不收搭伙費，我們心中有數：買些學習用具送給學生、買些連環畫借給學生看。校長還買來理發剪，給學生免費理發，也給村民免費理發。
村民家里殺豬，不管有沒有學生讀書，都會提前約老師晚上到他家“吃殺豬飯”。新房落成，主人會提前“請老師吃喜酒”，順便“托老師寫喜事聯”。家里添了孩子，家長會“請老師取個好名字”；家里來了貴客，要“請老師陪客”！
我們出山村開會，會順帶幫村民帶點種子、農藥和止痛膏、眼藥水之類的常用藥。放寒假前，村民們都會請我們提前給他們寫好春聯，還會送些凍米糖、徽墨酥等土特產，或是拎只老母雞，或是拿一塊土豬肉送給我們回家“過年”。
一轉眼，三十八年過去，我與幾位村民成為多年的朋友。再回山村，村民們依然會親切地喊我一聲“老師”，一切仿佛從未改變。
值班編輯：程紅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