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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徽州至嚴州、杭州府水路里程歌》歙縣檔案館藏
徽州有句老話：“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山多地瘠，人稠糧少，嚴酷的生存環境，迫使一代代徽州少年早早揮別故土，踏上茫茫商途。經商，成為他們不得不選的出路。故有“徽民寄命于商”的諺語流傳。
層巒疊嶂鎖住了這片古老的土地，明清時陸路艱險，新安江、青弋江、閶江三條蜿蜒水道，便成了徽州人闖蕩天下的命脈。向東，新安江奔流入浙，直抵繁華杭州；向北，青弋江連通長江，可達蕪湖、南京；向南，借閶江、鄱陽湖，能深入江西饒州。徽州少年正是沿著這三條“生命臍帶”，撐篙搖櫓，將身影投向遠方。
清代詩人黃景仁曾慨嘆新安江之險：“一灘復一灘，一灘高十丈。三百六十灘，新安在天上。”程之的《新安江行》亦載：“灘程三百六，半御布帆風。一丈高天上，千山插地中。”試想，在沒有地圖導航的年代，一個十三四歲的徽州少年郎，孤身一人，乘坐簡陋的舟船，穿行于灘險浪急、暗礁密布的新安江，奔向全然陌生的異鄉。前路在何方？何處能棲身？途中饑寒如何抵御？又有多少兇險潛伏？稚嫩的心靈，該是何等的惶恐與茫然？
幸而，先行者的足跡，照亮了后來者的征途。智慧的徽商前輩們，為了行商便利，嘔心瀝血創作、編輯、抄錄了大量珍貴的“路程書”。這些堪稱古代商業導航的秘籍，事無巨細地記錄著沿途地名間的距離、驛站客舍、水陸路況、治安情形、物產風俗、通關納稅，乃至名勝古跡的所在。它們，是徽商行走江湖的必備“護身符”。例如清《徽州至嚴州、杭州府水路里程歌》，五字一句，兩句一韻，朗朗上口：“首自漁梁壩，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縣，茶園六十走。九十嚴州府，桐廬八十守。八五富陽縣，九四垅江口。徽州至杭州，水程六百有……”字字句句，皆是先輩們生存經驗的凝結。
翻閱現存最早的商旅指南——明代休寧徽商黃汴所著的《一統路程圖記》，其中“江西由休寧縣至浙江水路”的記載尤為珍貴。書中不僅記錄里程，更對風險發出警示：“祁門至嚴州，風、盜絕無，灘高船固。船戶甚勞，嚴州牽夫亦苦，涉水不分冬夏……富陽之下，有潮有盜……”描述蕪湖至徽州的路程時，他更留下生動的警告：“自蕪湖縣到徽州府，每處十里。早有悶棍，日有掉包，夜有盜。宜慎。轎、馬并有。”字里行間，透著徽商因富庶而常遭覬覦的隱憂，安全提示也成了這類指南不可或缺的篇章。
明代程春宇編纂的《士商類要》則更進一步。他出身于新安著名商族，童年坎坷，雙親早逝，年少便被迫獨自闖蕩。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僅精于商賈之道，更在行旅中以敏銳的目光觀察四方：氣候物產、風土人情、世道美丑。或詢訪故老，或遍查典籍，積累了遠超同儕的廣博見識。晚年倦游歸鄉，他將畢生心血傾注于《士商類要》之中。書中除詳述里程、山水、歇腳點、特產價格外，更囊括行政區劃、官制禮制、生活起居等百科知識，堪稱行走天下的“百科全書”，為后輩點亮了前行的明燈。
據說，當時的父母們，往往不惜重金延請秀才，將這類珍貴無比的路程書抄錄成冊。遠行的少年郎，則將其視若珍寶，或貼身攜帶，或干脆抄寫在衣衫里、帽檐內、包袱皮上。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不僅是地理的坐標，更是生存的智慧，是他們穿越險阻、闖蕩天涯的“生命密碼”。它們承載的，是一個商幫崛起的艱辛起點，也是一代代徽州少年向命運叩問時所展現出的勇氣與堅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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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編輯：程紅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