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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社會動蕩不安，許多文人墨客選擇隱居山林，以避亂世。在這股隱逸之風中，沈壽民以其卓越的才華和高潔的品格，成為了黃山地區文化圈中的一顆璀璨明星。他不僅與當地的名士鴻儒交往密切，更通過詩文、序跋等形式，為這片土地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
沈壽民（1607—1675），字眉生，號耕巖，宣城人。他早年便以才華橫溢而聞名，然而面對亂世，他選擇了隱居。明崇禎十一年（1638），沈壽民因避黨爭歸鄉隱居姑山，后因清軍南下，于崇禎十七年（1644）遷居浙江，漂泊八年。順治九年（1652），他受黃山仙源諸友招邀，隱棲黃山，“采苦菜”“穿舊服”，艱難維持生計，自稱“自退自藏，闥易措足”。他的隱逸生活，并非消極避世，而是對故國的深切哀思與對文化傳承的使命感。黃山，這座以奇松、怪石、云海、溫泉四絕著稱的名山，成為了沈壽民的避世之所。在這里，他不僅找到了心靈的寄托，更與當地的文化精英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沈壽民雖棲隱黃山，但他始終關注學術與教育。沈壽民與太平仙源胡氏家族的交誼，是其學術實踐的重要支點。胡氏為太平望族，自明代起便以詩書傳家，而仙源城南胡氏在清初便分宗修譜，彰顯其族群的凝聚力。沈壽民與仙源麻村胡泉（字白水）的友誼尤為深厚，胡泉以正直耿介著稱，曾參與修訂《城南胡氏家譜》，并邀請沈壽民為譜序作跋，稱其“學行高四方，簦笈云集”。這種學術互動為沈壽民深入研究太平奠定了基礎。
明末清初，太平文風凋敝，沈壽民與當地士人共同倡立“拾一會”，旨在復興陽明心學。據記載，“拾一會”由仙源周氏與胡氏兩大宗族聯合發起，每年四季十一日集會講學，以“周唱之，胡和之”的方式推動學術交流。沈壽民為“拾一會”名儒胡嘉亨（號清所）作傳，稱其“五難三應”的品格——喪妻不娶、事兄如父、鄉民糾紛自裁決等，體現了對節義的推崇。胡嘉亨曾師從泰州學派羅汝芳，其家學淵源與沈壽民的陽明心學立場一脈相承，共同推動了太平生民“莫不鄒魯”的文教氣象。在黃山期間，他指導太平學子，如邵樸元、胡泉等，推動當地文風。康熙六年（1667），他參與仙源“象山嘉會”，與諸君子“論道談藝”，成為清初黃山地區文化發展的重要節點之一。
沈壽民隱居黃山期間，作有大量詩文，其詩文中散發著濃厚的遺民情懷。自順治九年（1652），沈壽民隱居黃山達九年之久。他在《與孫本培》中自述：“自戊寅入山，屏跡市城，閱今廿載……自退自藏，闥易措足。”這種隱逸生活雖困頓，卻催生了大量詩文創作。其《姑山遺集》中多篇作品記錄了黃山風物，如《過徐半山山居》以“沙平看落雁，風急惜漂萍”抒發漂泊之思，而《即事贈友人兼訊黃山約》則流露對故人的眷戀。
在黃山期間，沈壽民與黃宗羲等遺民學者保持書信往來。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推崇南中王門心學，沈壽民則通過講學、撰文等方式延續這一傳統。他在《復湯立翼》中提到：“黃海雖安，近虎吏飛而掠食，土著無寧堵”，既表達了對百姓的同情，也暗含對時局的憤懣。這種心系家國的情懷，使其詩文兼具隱逸超脫與現實關懷。
沈壽民在黃山地區的文化活動中，始終注重文化傳承，他以學術實踐，以譜序、壽文等維系當地文脈。他先后為太平陳足彝、朱二如等耆彥作壽序，以“砥于躬，型于家，濡于后”概括士大夫的典范。這些壽文不僅是對個人的褒揚，更通過強調家風、節義，維系了地方社會的道德秩序。在修譜方面，沈壽民與胡泉的理念高度契合。他反對譜牒造假，主張“存正殺閠”，僅記載可考世系，這一原則在《城南胡氏家譜》中得到充分體現。同時，他參與新豐張氏族譜、仙源項孟凱稿序的編撰，通過文獻整理保存了地方文化記憶。
沈壽民在黃山期間的交游圈，涵蓋了黃山地區的眾多士人。他與仙源的崔鳳若、長壽的邵樸元等太平名士的交往，以及與黃宗羲、張自烈等遺民學者的書信往來，形成了一個跨地域的學術共同體。這種交流，不僅促進了陽明心學的傳播，更成為明遺民抵御文化斷層的堡壘。正如他在《復侄公紱》中所言：“吾輩處今日極難，至老兄與弟尤難之難”，道出了遺民群體在時代劇變中的精神困境與堅守。
康熙十二年（1673），沈壽民在太平旌陽哭悼門人杜生，康熙十四年（1675）病逝于宣城。其遺稿《姑山遺集》，收錄有尺牘、詩文、墓表等，成為研究明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文獻。
在沈壽民的生命中，黃山不僅是他避世的港灣，更是他精神的寄托和文化的源泉。他在這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在這里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他的詩文、序跋以及與人交往的軼事，都成為了后人研究當時文化、歷史的重要資料。他在黃山地區的活動，既是個人氣節的體現，也是明末清初文化傳承的縮影。他通過講學、修譜、詩文創作，將陽明心學與地方宗族文化相結合，既延續了鄒魯之風的文脈，又為遺民群體提供了精神棲所。其“自退自藏”的隱逸選擇，并非消極避世，而是以文化抵抗的方式守護儒家傳統。這種精神在今日仍具有啟示意義，一如沈壽民在詩中所言：“好峰三十六，何處掛秋懷”。在時代變遷中，知識分子需以獨立品格維系文化命脈，讓歷史的回聲在當代生生不息。
值班編輯：程子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