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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年前，被毛澤東稱為“偉大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先生積極投身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當中，為中華民族的抗戰勝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和巨大的犧牲。在國難當頭的特殊年代里，陶行知先生創造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奇跡。如創辦工學團、擔任國民外交使節、引薦白求恩大夫來中國等等，至今傳為佳話。
“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淪陷，日軍鐵蹄肆意踐踏中國領土，陶行知覺得國家不安寧，要想平安辦學是不可能的。于是，其因勢利導創立了“工學團”辦學模式。1932年夏，陶行知決定在上海滬太路孟家木橋成立工學團總部，取名“山海工學團”。“山海”的命名有兩層意思：一是從所處的地理位置看，工學團總部設在寶山縣和上海市之間；二是從當時的戰爭形勢看，“九一八”事變后，山海關失守，志在喚醒民眾收復山海關，收復東北失地。“工學團”顧名思義，就是工作養活自己，學習提高自己，團結起來保護自己。這是日本侵略中國形勢下的辦學新模式。團總部下轄多個工學團，如：青年工學團、兒童工學團、棉花工學團、晨耕工學團、婦女工學團、報童工學團等等，一些大小工學團應運而生，工學團團員既是先生又是學生，還是抗日的小戰士。當時一些知名人士如沈鈞儒、李公樸、張曙等常被陶行知先生請到山海工學團總部演講或上課。
新安旅行團的創辦，是陶行知先生的另一偉大創舉。1933年10月，江蘇淮安新安小學有7個無家可歸的小孩組成兒童旅行團（簡稱“新旅”），經江蘇鎮江到上海宣傳抗日，轟動滬上。陶行知寫詩稱頌道：“一群小光棍，數數是七根。小的十二歲，大的未結婚。沒有父母帶，先生也不在，雖說小孩小，劃分新時代。”“新旅”從1935年開始直到抗戰全面勝利，堅持抗日宣傳10年多，行程5萬里，足跡遍布全國16個省市。這是抗戰時期陶行知把他創立的“小先生制”運用于抗日救國運動的一種嶄新的有效形式，在中國教育史和少年運動史上寫下了極其光輝的一頁。毛澤東同志在1946年5月20日致信“新旅”道：“新安旅行團的各位同志們：來信收到，極為感謝！祝你們努力工作，繼續前進，爭取民主中國的勝利！”充分說明毛澤東對“新旅”工作的高度肯定。
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年12月，陶行知與宋慶齡、何香凝等發起救國運動，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陶行知當選為救國會執行委員兼教育主任委員，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內戰，共赴國難”的主張。隨后，上海各界救國會聯合會成立，陶行知被選為理事。在此會上，通過了籌備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總會的提案。陶行知致力于“全救會”的籌備工作，參與了大會宣言和政治綱領的討論，為宣言、政治綱領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1936年5月21日，來自全國18個省市的60多個救亡團體代表及19路軍代表在上海隆重召開全國各界救國會聯合會成立大會。大會推選陶行知為“全救會”常務委員和執行委員，成為全國救國會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
面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中華民族，陶行知還組織并發起了國難教育運動，起草了《國難教育方案》，組織“國難教育社”，推行國難教育。他在《國難教育方案之特質》一文中明確指出：“我們必須叫教育追上國難”，“教人救民族之命”。1936年7月15日，陶行知與章乃器、鄒韜奮、沈鈞儒在香港公開正式發表《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號召國共兩黨同走團結御侮大路。8月10日，中共領袖毛澤東發表了《論團結御侮——復章、陶、鄒、沈四先生公開信》，對《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及“全救會”的宣言和綱領，表示極大地贊同。9月初，陶行知轉赴日內瓦參加世界和平大會。陶行知在大會上報告了日軍破壞世界和平、侵略中國的罪行及中國民眾抗日救國運動概況，博得各國代表的贊許與同情。在此次大會上，陶行知當選為中國執行委員。
在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陶行知積極宣傳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動員一切國際友人、華人華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幫助中國的抗戰，其中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專家白求恩大夫來到中國就是一例。1937年7月30日，陶行知應邀參加洛杉磯醫療局舉行的歡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會，加拿大蒙特利爾皇家維多利亞醫院的著名胸外科專家白求恩大夫也參加了這次宴會。宴會主人向陶行知引見了白求恩。白求恩聽說陶行知來自中國，立即緊緊握住陶行知的手。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紹了日本侵華的野蠻行徑及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的情況，表達了希望得到國際援助的愿望。白求恩被陶行知的滿腔愛國熱情和莊重的民族尊嚴所感動，毫不猶豫地說：“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國去，同你們一塊戰斗！”陶行知被白求恩大夫的熱情答復感動得兩眼濕潤，他抓住白求恩大夫的手，連聲說：“謝謝您，謝謝。”陶行知在這一天的記事簿上記下了白求恩的名字。白求恩沒有辜負陶行知及中國人民的期望。1938年3月，當陶行知第4次訪問加拿大時，白求恩已率領一支由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組成的醫療隊奔赴延安，為中國的抗戰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白求恩不愧為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1936年7月至1938年8月，是中國抗戰史上最為困難的兩年。陶行知被“全救會”委任為“國民外交使節”，在歷時兩年零一個月里，不畏艱險，克服種種困難，從中國本土出發，越洋海外，行程10.8萬公里，先后到達歐、美、亞、非4大洲28個國家和地區，宣傳抗戰，募捐籌款。他曾7次前往美國，6次前往法國，5次前往英國，4次前往加拿大，3次前往比利時、德國、錫蘭，2次前往埃及、印度和新加坡，并到達過墨西哥、愛爾蘭、荷蘭、瑞士、意大利、奧地利、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希臘、黎巴嫩、巴勒斯坦、吉布提、馬來西亞和越南等國家。他為尋求、動員世界正義力量幫助中國抗日戰爭作出了不朽貢獻，出色地完成了“全救會”賦予的“國民外交使節”的光榮使命。在那些一沒有經費保證二沒有人權保障的日子里，他奔走多個國家和地區，取得了強烈反響，贏得了廣泛支持。可以說是他個人的威望和人格魅力所致，這在他的履歷中是一段極其艱苦而又光輝的歷程。
盧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這時陶行知將“國難教育”改為“戰時教育”，出版《戰時教育》《戰時兒童》等刊物。他還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向國民參政會提交“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戰力量而樹立建國基礎案”，其主要內容為：現在已經展開全面抗戰，我們要用全面教育來配合全面抗戰，以造成全面軍民合作，與各黨派、各階層、各宗教、各職業、各民族之全面團結，以爭取最后的全面勝利。
1938年10月，蔣介石在武漢召見陶行知，并委任武漢大學校長一職。晤談中，陶行知報告了兩年來在國外宣傳抗戰的情況，提出戰時教育的思想，申述了回國心愿，要求恢復曉莊，培養高級抗戰人才，辭謝武漢大學校長一職的聘任。宋美齡兩次宴請陶行知，請他擔任國民黨三青團總干事，被婉言謝絕，重申自己獻身教育的初衷。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力邀陶行知出任安徽省教育廳長一職，陶行知再三婉言謝絕，全身心投入戰時教育及民族解放事業上。1939年7月，陶行知在中國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關懷、支持下，在四川北碚創辦了培養抗戰與建國人才的育才學校，李鵬就是當年被周恩來、鄧穎超送入育才學校學習的其中一員，他被編入社會組。賀綠汀、艾青、戴愛蓮、翦伯贊、周而復等都是當年育才學校的教師，郭沫若、茅盾、胡風、田漢、夏衍、周谷城、葉以群等都曾到育才學校給學生們講過課。
1939年8月29日，毛澤東同志在陜甘寧邊區小學教員暑期訓練班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時，特別提出抗戰教育的“知行合一”，有力促成了邊區引進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他說：“在抗戰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是搞這一套。他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學的做的都統一起來，這在馬克思主義講來，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理論就是‘知’，實踐就是‘行’，現在我們教科書上還缺乏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可見毛澤東同志極為重視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并給予了高度評價。
陶行知對中國抗戰的貢獻不僅于此，更在于“我是中國人，我愛中華國”的大愛情懷和“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奉獻精神，真正體現了中國人的精氣神。
值班編輯：胡曉苗
